1952年配债的股票，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
1952年深秋，一包只有20克的种子从苏联辗转送到北京。这批蛔蒿种子被分装进4只特制布袋，每袋5克，由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4个国营农场。种子袋上印着俄文和中文两行字，所有人都清楚，这20克的分量比黄金还重。
那年头，中国农村的蛔虫感染率高达90%以上。田间地头，农家肥直接浇菜，孩子们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回到家里端起水瓢就喝生水。
感染了蛔虫的孩子，胳膊细得像芦柴棒，肚子却圆滚滚地鼓着，脸上生出一块块白色虫斑。蛔虫成虫能长到20多厘米，在肠道里抱成团堵死肠子，或者钻进胆道引发剧痛。1950年代的统计显示，蛔虫性肠梗阻是农村儿童急腹症的第三大死因。
那时候国际上唯一的特效药叫山道年，提取自菊科植物蛔蒿。蛔蒿只生长在北纬55度以上的寒冷地带，中国没有这个物种。
国内的山道年全靠从苏联进口，价格高昂，一瓶药片的钱够一个农民家庭吃半个月粮。更要命的是，进口份额完全卡在苏联手里，人家多给点就多打点虫，少给点就只能干瞪眼。
所以那20克种子不仅是药材种子，更是战略物资。4个试种点的选择经过精心计算：呼和浩特靠北，冷凉干燥；大同地处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西安在关中平原，四季分明；潍坊靠海，沙质土壤多，湿度适中。每个地方代表一种可能性，4路下注，赌的就是总能有一个成。
头两年，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呼和浩特的种子压根没发芽，大同的苗长到三寸高就枯了，西安的倒是开了花，可有效成分含量远不达标，根本没法提纯山道年。
1954年春天，就在所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潍坊农场传来消息：播下的蛔蒿不但成活了，还结出了饱满的花蕾。检测结果出来，植株里的山道年含量完全合格。
原来，潍坊的沙土透水性好，近海的湿润空气又不至于太干，居然跟蛔蒿在北极圈老家的微环境八九不离十。
1955年，潍坊正式扩种蛔蒿，成为全国唯一的种植基地。为了守护这片地，农场外围架了铁丝网，24小时有民兵站岗，收割季节还得请武警来押运原料。那阵仗，比今天的烟叶产区都严。
原料到手，药厂却犯了难。山道年片剂太苦，大人吃都皱眉，小孩更是灌下去就吐出来。1958年，上海一家药厂的技术员尝试把山道年晶体跟糖浆、食用明胶混合，灌进尖塔形的模具里成型。做出来的成品上圆下尖，表面有几道螺旋纹，粉红的是草莓味，淡黄的是香蕉味，咬一口甜得跟普通糖果没啥两样。这药被正式命名为“宝塔糖”，1960年通过国家鉴定，开始大批量投放。
宝塔糖投放到学校的效果立竿见影。1961年，山东一县的小学组织学生集体服用，排出的蛔虫装了大半个脸盆。到1965年，全国城市儿童的蛔虫感染率已经从90%降到了30%左右。小孩们把吃宝塔糖当过节，有的学生为了多吃一颗，愣是装了两周肚子疼。
但原料供应的脆弱性始终是悬在头上的剑。1960年之后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了所有技术人员，之前提供的关键技术资料也被带走。蛔蒿种植完全只能靠自己摸索，产量忽高忽低。最致命的是1964年夏天，潍坊遭遇特大暴雨，几天之内整个种植基地被泡成一片。
洪水退后，地里的蛔蒿几乎全部烂根。负责种植的老技术员李师傅事先在自己家院子里偷偷移栽了十来株，这几株活下来的蛔蒿就成了全国仅存的火种。靠着这十几株母本，潍坊基地花了两年时间重新培育，才算勉强把宝塔糖的命续上。
到了1970年代后期，局势彻底改变。医药科研人员合成出了化学驱虫药“左旋咪唑”，不用种蛔蒿，不受天气影响，在化工厂的流水线上就能量产，成本是天然山道年的四分之一，驱虫效果更彻底，副作用更小。
与此同时，卫生条件也在改善，农村推广了高温堆肥技术，经过发酵的人畜粪便能杀死绝大部分虫卵。蛔虫感染率本身在下降，对驱虫药的需求也在改变。
1982年，左旋咪唑全面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宝塔糖的订单断崖式下滑。1985年，潍坊的蛔蒿种植基地正式停种，宝塔糖也在全国停产。从1952年那20克种子踏上中国土地开始配债的股票，这粒糖的历史满打满算33年。它的使命终结了，因为它帮着打下的那场仗，已经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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