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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第一财经 亓宁
在资本盛宴之外，AI会如何改变经济波动形态，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更好顺应AI时代的需求，同样值得关注。在今年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中，大规模的AI投资被看作是部分指标“背离”的重要解释。
在内需缓慢修复背景下，AI技术革命对居民收入进而消费需求的影响引发讨论。7月27日，在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6 年二季度）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角度建议，宏观政策需要考虑AI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放大供求不匹配的风险。
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也提示，在我国宏观经济“供强需弱”的背景下，应对AI时代可能发生的K型分化、就业极化等现象，要重视以人为本、就业优先，倡导赋能劳动而非简单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
内需仍待修复，宏观数据背后的AI身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实际同比增速为4.3%，较一季度有所回落。从各项指标来看，二季度出口在外需韧性和对美出口修复的带动下增速进一步提升，但固定资产投资由正转负，消费增长也显乏力，房地产市场延续收缩。
张斌认为，二季度的经济表现说明，当前复苏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进一步上升，而投资、融资、消费等反映内需和内生动能的指标同步走弱，财政支出的收缩更是形成了新的拖累。当务之急是尽快扭转二季度以来财政和信用扩张放缓的局面。
展望三季度，张斌建议，一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二是加快政府债券发行进度，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支出目标；三是尽快落地 8000 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发挥其撬动作用；四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存量出清与企业现金流修复。
“在当前的利率和价格预期下，企业投资和居民买房‘算不过来账’，内需扩张的内生动力不足，内需增长高度依赖逆周期政策支持。”他进一步表示，货币政策是撬动自发性内需增长的关键支撑，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一是通过明确的表态提升市场通胀预期，由此带来的是提高企业未来盈利预期，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水平；二是更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预计今年三四季度还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特别是加强预算执行方面，这样可以对下半年内需形成一定支撑。”对于财政政策，张斌建议，在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之外，额外再发一部分债弥补地方卖地收入下降的缺口，补充财力。他结合名义GDP缺口测算，填平产出缺口可能还要在目前基础上额外增加4万亿元支出。
K型分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和趋势。在二季度经济表现中，多项指标出现背离，包括名义GDP增速与实际GDP增速、名义GDP增速与支出法分项增速，以及工业增加值、固投和社零等指标折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背离等。
GDP增速方面，二季度实际GDP增速创下阶段新低，但在前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 PPI传导等因素推动下，二季度GDP名义增速升至5.9%，较一季度提高约0.9个百分点，创下过去5年单季度新高。GDP平减指数当季同比由负转正至约1.5%，较一季度的-0.06%回升，结束了自 2023 年二季度以来的持续负增长，为近三年来首次转正。
对此，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指出，存货、输入性通胀视角都无法解释上述背离，宏观数据背后可能已有明显的AI身影。他进一步表示，在外需引发大量AI产业链出口需求之外，国内大规模AI投资可能未被传统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指标充分捕捉。而这一部分可能也是放大经济K型分化的重要因子，即向上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AI带动，背后同时对应着上半年AI强出口和强进口。
AI如何影响供需平衡？收入分化引担忧
今年以来，AI产业链在全球资本市场如火如荼。尽管长鑫科技IPO首日异常火爆且创下多项纪录，但包括韩国、美国股市在内的科技行情回调正引发多重担忧。
中期视角来看，随着AI技术革命持续推进，背后的实际经济效益、负面冲击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CF40同步发布的最新专题报告提出，AI正在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结合历史上历次重大技术进步来看，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张斌表示，关于重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从两个层面看待：一方面，重大技术进步直接带来生产能力提高和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如果由此引发了更大的内生波动压力且没有好的应对措施，经济陷入更加频繁且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绩效会大打折扣。
专题报告从供给端冲击、需求端冲击、市场机制冲击角度，并结合工业革命经验、他国经济反馈指出，从供给端看，AI 技术革命的关键不仅在于 AI 技术本身，也在于AI技术能否激发上下游企业和其他行业的技术突破和更广泛的技术创新。从需求端看，AI 会放大库存周期和设备投资周期，加大总需求的内生波动压力；AI 还可能减少劳动者收入份额，在较长时间里放大供求不匹配。
黄益平结合历史上第一次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表示，AI技术进步有多种潜在作用机制，包括资本偏向机制带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任务计划机制导致中产空心化和K型分化、技能分化与数字鸿沟使得阶层流动受阻，以及财富分配放大机制带动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脱钩等。他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恩格斯停顿”提到，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明显的工人收入增长之前，可能首先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收入冲击，政策层面应为此未雨绸缪。
张斌也提到，AI在需求侧可能带来的消费冲击主要源自资本替代劳动进而劳动份额下降，长期导致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但与此同时，正向的技术冲击会提高社会收入预期，同时财富效应也会促进消费，但股权增量往往伴随着明显的财富分化；投资冲击则体现在AI需要大量的物质投资，尤其大型科技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倾向于过度前置投资，从而放大库存周期。
张斌建议，对于供给侧，政策发力的关键在于保证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科研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改革；对于需求侧，政策应更加注重实现总需求的稳定持续扩张。在稳需求方面，他提出三点建议：一要致力于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通胀预期；二要重视金融稳定，特别是金融资产价格背后的杠杆运用，避免资产价格剧烈动荡伤及金融机构及实体经济；三是精准辨别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稳住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需要友好营商环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家庭金融资产增长多方位支撑。
黄益平认为，AI时代，为充分应对可能出现的收入分化、就业极化等现象，宏观层面应该更注重“投资于人”，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从而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首先，要完善失业保险与兜底保障体系，缓冲AI带来的失业冲击；其次，要改革教育体系，重塑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劳动者通过能力升级实现人与智能技术协同共生；最后，可以借鉴国外税收调节、数据产权归属、全民基本收入等维度的政策举措，重构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打破资本与技术对AI红利的垄断。
（实习生林汉语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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